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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领域的资源“诅咒”理论

十年来,资源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一直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倍感困惑。经济文献指出,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不能将自然优势转化为物质繁荣。在经济学领域,这种情况被称为“资源诅咒”。

一个相关实例是: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国家南苏丹正遇到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,将近一百万南苏丹人在经历了两年内战后处于饥饿的边缘,而南苏丹拥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储量。

“资源诅咒”理论认为,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往往会遭受经济低增长、民主体制脆弱和政治暴力。因此,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储备的发展中国家,注定会陷入永久冲突和经济停滞状态。

有人断言,资源丰富鼓励精英阶层将资源用于攫取租金,从而降低了制度的质量。还有人认为,通过减少国家对税收的依赖,资源带来的意外横财侵蚀了政治问责的机制。

问责机制遭到削弱,也许是因为意外横财将税收需求降至最低,从而也弱化了精英阶层对公民负责和实施改革的动力。对资源的依赖还会排挤制造业和服务部门,阻碍经济的多样化。

资源诅咒带来的另一项负担就在于,政治家受到激励,将特权分配给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,而牺牲民众更广泛的经济利益。

一个相关的麻烦是,资源横财通过加强政治精英的权力,为专制主义培养了温床。有些观察家认为,石油财富增加了专制政体的持久性,阻碍了向民主的过渡。此外,当专制者对经济资源实施控制时,他们也继承了利用这些资源购买支持和巩固统治的能力。

在2015年发表在《政治学年度评论》上的一篇关于资源诅咒的详细评论中,迈克尔·罗斯(MichaelL.Ross)指出,在1960-2008年期间,民主转型与一个国家的石油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。此外,像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土耳其、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转型早并保留了民主体制的国家,其石油储量微不足道,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。尽管一些拥有适度石油天然气的国家成功转型,但没有一个比墨西哥更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国家实现了民主。

事实上,从南苏丹、南非识别出来的情况,在非洲国家是很典型的。根据研究,在撒哈拉以南非洲,资源丰富与猖獗的腐败、低经济增长和官僚体制效率低下有关。由于有偷窃的渠道,政治家们通过提高政府效率来抑制腐败的积极性就会降低。

也许我们没有理由相信,资源会阻碍经济增长。阿迪苏·拉希特(AddisuLashitew)和艾瑞克·沃克(ErikWerker)在2020年一篇论文中以加拿大和刚果共和国为例说明,同等资源的国家可以走上不同的道路。

尽管资源禀赋水平相似,资源对GDP的贡献在刚果(42.3%)比在加拿大(2.3%)要大得多。考虑到刚果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,资源的不利影响在刚果更为普遍,而加拿大尽管资源丰富,经济却十分多样化。

拉希特认为,在多样化的经济体中,资源阻碍制度变革的渠道可能会变弱。当经济多样化时,资源部门参与者通过游说阻碍制度创新的余地较小,从而减少了寻租的机会。

加拿大和刚果截然不同的命运表明,制度是解释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关键。尽管有证据表明,资源会诱发不当激励,但高质量的制度可以驯服资源诅咒。

在2017年论文中,彼得·卡扎赫夫(PeterKaznacheev)认为,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质量(以法治、产权、政府规模、货币稳健性和贸易/商业监管等因素来定义和衡量),是资源型经济体内部经济增长和整体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。

事实上,具有高度经济自由度的资源型经济体,已经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。

智利(世界最大的铜出口国)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,该国经受住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,既增加了就业,又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实现了持续增长。智利在经济自由指数中获得高分。

与智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委内瑞拉。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石油储量,但正遭受严重粮食短缺和国内动乱,该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处在很低的水平。

另外一项研究发现,在非洲,当国家被腐败和有限的制度能力所困扰时,资源似乎是一种诅咒,而不是一种祝福。然而,随着制度升级,资源就从诅咒转变为祝福。从本质上讲,问责机制以及对政治阶层约束力的增强,抑制了“食租国”的出现。

例如,巴尔马(NaazneenH.Barma)在对受资源诅咒影响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时,讲述了东帝汶如何采用新做法来对抗资源诅咒:

“部分由于国际社会在那里进行了广泛的国家建设努力,决定建立石油部门的机构和政策的东帝汶政府,明确目的是减轻资源诅咒(…)东帝汶石油部门制度架构的核心是其石油基金,所有石油收入都无一例外地流向该基金。《石油基金法》确立了估计可持续收入(ESI)的概念,这一原则旨在确保国家意外收入流的跨代储蓄。”

然而事实表明,主权基金的这一作法对于扼制资源诅咒基本是无效的,当地人对于官方如何计划和分配石油基金充满了困惑不解,东帝汶近年来的清廉指数也呈现直线骤降。

此外,将这个问题与美国的背景联系起来,贾斯汀·卡拉里斯(JustinCallais)宣称,与德克萨斯州不同,路易斯安那州由于制度质量的差异,正因区域资源诅咒而陷入困境。德克萨斯州有很高的EFNA(EconomicFreedomofNorthAmerica,北美经济自由度)得分,在净创业生产力指数上排名第九,并且在102个低收入职业中只有34个需要许可证。卡拉里斯同样认为,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不如人意,因为“德克萨斯州为其公民提供了其他机会,而路易斯安那州的环境使其必然要依赖于石油”。

他进一步将路易斯安那州不尽如人意的经济表现归咎于民法(也就是大陆法)的遗产:

“民法往往将权力集中于一家集权政府之手。在法国,这被当成一种权衡,有利于让独裁成为一种降低混乱的手段(…)这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文化移植地区更普遍的意义是,集中控制导致无效的治理和腐败。更多独裁政权通过腐败,能够利用其丰富的资源。这种丰富的资源对当权者来说是好事,但却降低了整个经济在替代产业中的投资和生产机会。”

世界银行的《世界发展报告》以冲突与安全为中心,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个人进行了调查,以确定青年参与政治暴力的原因。他们发现,“失业和无所事事被认为是激励年轻人加入反叛运动的最重要因素。”

因此,高失业率(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)有效地降低了从事犯罪或暴力活动的机会成本。对于那些在叛乱中找到实际生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,因为没有其他可行的谋生机会存在。

制度脆弱的资源型经济体是政治危机和暴力的催化剂。政府的过度干预助长了寻租。监管壁垒导致采掘业部门出现腐败,再加上缺乏透明度,使统治精英阶层更加富有。

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地方,国家强制征用的行为频繁发生。因此,薄弱的法治,加上监管负担,以及缺乏问责和透明度,这一切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“盗贼治国”的体制。

这样看来,腐败政权对资源财富的扣押,最有可能鼓励叛乱和暴力,尤其是暴力能为失业青年提供谋生机会,并为叛乱分子提供获取资源财富机会的话。

根据这里探讨的研究数据,我们得出结论,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,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注定要陷入持续的内部危机、动荡和战争。

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增加经济自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机会。必须消除任人唯亲及其附带的腐败,以利于加强产权和法治,并减轻监管负担和贸易负担,这些负担最终有利于政治精英的利益,同时压制了大多数公民的繁荣。

有关的真相是,资源促进增长的潜力,取决于制度和政策之间正确的互动。如果缺乏一个适当的制度框架,资源丰富将导致令人沮丧的经济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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